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可就“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基金会发展美国社会科学的‘操作臂’及‘准国家’角色”的主题，深入探讨了在美国联邦政府长期缺乏供养和组织高等学术与社会科学职能的情况下，产生于进步主义思潮中的大型公益基金会在发展社会科学方面扮演了替代性的“准国家”角色，成为现代美国知识生产体系和智识生活的枢纽性因素；作为大型公益基金会的产儿和“操作臂”，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长期担当美国社会科学的全国性“旗舰组织”,孵化或促生了美国社会科学诸多次级学科和知识领域，针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强学科结构和过度专业化格局涵育其“自反性”跨学科特性，有效扮演了美国社会科学全域“信息交换所”、创制平台和规划机构的角色。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育学院孙贵平以“慈善基金会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价值启示”为主题，借助韦伯的“理想类型”研究方法，重点探讨了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慈善基金会如何通过系统化资助策略形塑研究型大学办学形态的机制与路径。他指出，基金会的理性捐赠基于社会改良与科学慈善的理念，通过精英化、倾向性与实用性三类资助策略，有效推动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科研水平、分类发展与服务社会等关键层面的形态构建。他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芝加哥大学等研究型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卡内基纽约基金会关于科研成果产出与经费投入关系分析等案例，具体阐述了基金会与大学共同促成高水平科研组织建设、学科范式转型与服务职能强化的过程。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任姝欢以“美国科学慈善与社会科学的共生演进（1865-1920）”为题，详细考察了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美国科学慈善兴起并与社会科学共生演进的历程。她指出，慈善改革者运用“科学”这一语汇的权威性，将传统上依托宗教与道德情感的慈善行动重塑为以社会调查、统计分析和个案研究为基础的“科学慈善”，通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研讨会将学术部门与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联系起来，培养了一批基金会的管理人才，推动了美国科学慈善工作格局的塑造。科学慈善的兴起恰逢美国社会科学确立自身学科边界的关键时期，二者形成互为依托的共生关系；科学慈善将“行善”纳入知识生产的轨道，社会科学则在大学为科学慈善提供理论框架、实证方法与人才培养。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滕凯炜以“卡内基基金会与民国初期国际研究的发轫”为题，深入分析了卡内基基金会在国际研究专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及其对近代中国政治学和国际法学的影响。他指出，卡内基基金会在联邦政府角色缺失的情况下，不仅承担资助与组织美国国际研究的职能，塑造了美国国际研究的内容、制度和发展路径，也深刻介入与影响其他国家的知识生产。卡内基基金会通过资助中国学者赴美交流及委派美国学者前往中国，构建中美之间知识和思想双向流动的跨国网络。该网络不仅推动民国初期国际研究的兴起，而且促进了美国中国学的萌发，同时将民国知识精英关于不平等条约问题的探讨，作为国际法理论问题回流到美国学术界，从而改变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国际法观念。

　　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霍淑红就“美国福特基金会与中美跨国知识网络的生成”主题，突破传统现实主义与自由国际主义的理论局限，借助葛兰西“文化霸权”与考茨基“超帝国主义”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福特基金会在中美关系和知识生产中的特殊作用。她强调了“强制性霸权”与“同意性霸权”的关键区别，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福特基金会通过构建中美精英知识网络，在推动经济政策改革进程、促进自由市场思维的传播与扩散、助力经济学在中国的体系化发展与教学等关键层面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转型进程。这些网络在调适中国自身发展及中美关系演变方面发挥了重要却被忽视的作用，为理解当代大国关系的复杂性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性提供了新的分析维度。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银培萩以“暗金政治：美国慈善基金会的组织、理论与意识形态”为题，在深入考察美国501(c)(3)组织在法律规定下活动特点的基础上，通过构建“金智复合体”理论框架和“金钱—观念—政治”三元关系链，揭示了慈善基金会在美国政治生态和霸权运作中的独特作用。她指出，一些基金会（金权）运用“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双重机制，构建起连接财富与知识的权力网络，通过资助智库（智权）生产符合自身利益的观念，这一网络不仅重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还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意识形态的塑造。她还从各国政治制度差异和社会科学范式自主性的角度，提出可以用“社会科学”认识论和“历史本体论”来进一步研究基金会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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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大学外文学院黄若泽以“跨国赞助：‘中国翻译项目’（1947-1952）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战后人文转向”为题，从微观案例出发，深入剖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通过赞助“中国翻译项目”，试图引导战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潮流，但中国文协的参与者并没有完全按照美方意图行事，而是在译入还是译出、书目选定、经费划出与出版发行等多方面坚持从中国立场出发与赞助人进行博弈的过程，最终由于通货膨胀、国内战争及中美局势巨变等多方原因，美方于1952年停止了翻译计划。“中国翻译项目”的案例通过赞助者与执行者之间的博弈，尤其是执行者的自我意识与主动回应对赞助者构成的冲击，启示我们应该重新思考赞助者在文化冷战中的影响及其限度。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历史研究中心陈希以“公共行政信息交流所、私人慈善基金会与20世纪中叶美国的行政国际主义”为主题，全面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信息交流所（PACH）的发展历程和世界影响。20世纪早期美国公共行政体系碎片化特征明显，建立公共行政领域的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当时美国知识界和公共行政界精英变革的共识。在洛克菲勒家族旗下斯派尔曼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先后资助下，公共行政信息交流所创立并发展成为当时美国公共行政组织网络的枢纽。洛克菲勒家族对于资助公共行政领域的审慎态度，塑造了PACH“幕后人”的功能定位。PACH在20世纪中叶活跃于美国公共行政界，它不仅扮演“准国家”角色，极大推动提升了美国公共行政领域内部信息共享、跨部门合作及官僚机构行政职业化水平，并在二战后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积极输出以“信息交流所”为代表的美国式公共行政组织理念和模式，还孵育了多个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公共行政职业社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关永强和贾懿琪以“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经济调查的资助及其中国影响”为主题，系统梳理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美两国经济调查研究的资助和深远影响。他们指出，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因“勒德洛事件”而搁置独立经济研究机构计划，后通过新设的劳拉纪念基金推动美国社会科学走出图书馆、向实证调查转型。20世纪30年代，在冈恩的推动下，基金会将目光转向中国，通过资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机构，形成了以农村调查为核心的研究路径，不仅催生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等调查研究平台，更助力何廉、方显廷等学者“经济学中国化”理念的实践，在调查研究、教材编写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了经济学本土化创新，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生产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关永强和唐睿智以“基金会、智库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英国的崛起”为主题，深入分析了英美基金会与智库特别是经济事务研究所（IEA）在新自由主义思想传播与政治实践中的关键作用。他们指出，美国沃尔克基金会、经济教育基金会支持哈耶克组建朝圣山学社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他们的启发下，英国商人Antony Fisher出资设立经济事务研究所，通过构建多层次知识生产体系，以小册子、专著和教材等形式持续输出新自由主义理念，培养青年学者队伍，通过“自由午餐会”等机制连接学术、媒体与政治精英，将新自由主义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实践；并协助建立政策研究中心、促成学术领袖与政治人物的对话，直接推动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崛起及其后续的经济改革。

　　在圆桌讨论环节，用友基金会秘书长李振回顾分析了我国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通过案例介绍了中国企业家慈善活动的多元方式，指出中国基金会在理念、筹款、组织和管理等方面均与美国基金会存在着很大差异，中美慈善资助偏好的不同与历史传统、社会发展阶段和政策导向等因素都有关系，他还介绍了用友基金会资助经济史等相关研究的社会使命感和智识理念。用友基金会项目总监冯丽婕也比较了中美两国基金会在社会功能、发展阶段和路径上的差异，特别探讨了中国社区基金会的发展现状，介绍了用友基金会选择资助中国商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因、历程和成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雷鸣也从自身的学术经历出发，补充介绍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企业基金会对课题、留学与出版的资助情况，分析了其在资助个人学术研究中存在的导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