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根文化、源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加强炎帝文化研究，传承弘扬炎帝精神，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广大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文化思想，特别是要深刻领会和落实习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做好炎帝文化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深刻把握炎帝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多维度、深层次揭示炎帝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要深入挖掘阐释炎帝文化的丰富内涵、精神特质和时代价值，推动炎帝文化不断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把炎帝文化研究与当代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找准炎帝精神与新时代发展要求相结合的结合点、切入点，从炎帝精神中汲取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奋进力量。要把炎帝文化、湖湘文化与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脉相承的整体来研究和思考，构建起炎帝文化与湖湘文化、与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相融相通的关系，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于一体，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为推进“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炎帝文化是史前胎蕴，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文明史的源头。从历史上看，炎帝时代是上古中华农耕文明一次爆发式的发展时期。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中国人传统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经济方式、社会方式、政治方式、文化方式等，都可以从炎帝文化中寻找到最基本、最原始的文化基因。从时间、空间上看，炎帝文化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地理空间北达幽都，南及交趾，西起三危，东及旸谷，成为中华上古史上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对中华农耕文明的开拓上看，炎帝文化开辟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先河，确立了炎帝神农氏在中华农耕文化史上的先师地位，成为中国“食为民天”文化思想的源头。炎帝神农氏最早制作耒耜，种植五谷，草创农历，和药济人，发现茶食，种麻制衣，初辟物物交换之贸易市场，是率领中华先民开创物质文明的先行者。从中国人所追求的“至治至极”的理想之世看，神农之世最接近《礼记·礼运》中孔子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是孔子“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灵感来源与老庄“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思想源泉，以及建立和谐而安宁、怡然而自乐的道治社会的理想范本。从政治思想上看，炎帝文化是中国古代天下为公、民惟邦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政治思想的源头，成为后世历代政治家治国理政之重要参考依据。从上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上看，神农伐斧燧，黄帝战蚩尤，炎黄建联盟，构成了上古数千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链条。这几个颇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为今天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借鉴。

　　炎帝文化与湖湘文化有非常重非常深的联系。炎帝实际上是炎帝神农氏，里边有两个基因，一个基因是神农，一个基因是炎帝，大概融合过程到了汉朝。神农是农耕文明的创始者，湖南是地地道道的完整的最长时间的最深刻的最纯粹的农耕文明，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农耕文明最后的承载地。湖湘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湖湘文化的底色，造就了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打得仗、爱国忧民的精神品质。炎帝陵及其祭祀对湖湘文化的影响还体现在湖湘学人的道统担当意识，为湖湘士大夫树立以道统为核心的文化自信作出重大贡献。炎帝具有宝贵的大一统精神，对民族凝聚意义非常重大。全世界华人都自谓炎黄子孙，我们要继承炎帝筚路蓝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开拓创新的精神，持续做好“炎”这个课题。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御祭体现了国家意志，也很大程度反映了民族的情感认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开创农耕文明，开启中华文明。历代王朝崇礼祭祀炎帝和炎帝陵，香火绵绵不绝。“衡炎古道”是明清时期御祭官员到达衡州府赴炎帝陵祭祀的必经之路，是茶马古道、盐运古道、湘军古道，也因御祭被称为“御祭古道”。目前，“御祭古道”在衡阳、安仁、炎陵等境内均尚存部分残道，古道及两侧有大量石拱桥、古亭、古庵、古寺、古碑刻、古井、古树名木、古街铺、古驿铺、古村落等历史遗存。御祭碑、御祭文是历代王朝祭祀炎帝陵的历史记录。天使馆、奉圣寺曾作为御祭官员斋居。胡真官祠、飞香亭、宰牲亭等也跟御祭息息相关。御祭炎帝陵遗存，作为历代王朝祭祀炎帝陵的历史见证，具有较大历史文化价值。

　　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其医学探索和实践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遍尝百草，辨识药物性味，并指导民众用药治病，开创了原始中药学和中医治疗学的伟大实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财富。此外，他还倡导种植五谷，改善饮食结构，改善居住条件，为提高民众健康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神农本草经》作为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系统总结了古代药物学知识，提出了天然的用药取向和三品分类法，体现了顺应自然、预防为主的医学智慧。书中的方药配伍理论，更是中医整体医学智慧的集中体现，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炎帝陵作为炎帝神农氏的安息地，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历代帝王将相、文贤墨客纷纷前来祭拜，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字画，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炎帝精神的崇敬和传承。炎帝神农氏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每一位中华儿女不断前行，还为现代医学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在当今时代，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炎帝神农氏的医学精神，推动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发展，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我们也应加强对炎帝陵等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让炎帝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炎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根脉，对湖湘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炎帝陵自上古有遗，屈原《离骚》所载“炎神”即炎帝，与当地由来已久的火神崇拜有关。湖南里耶出土秦代简牍可见地方基层官吏“祠先农”等行为，或与炎帝神农祭祀存在关联。“炎帝”与“神农”原为不同人物，二者合一的关键转变发生于汉代。此后，湖南作为炎帝文化的核心发源地与祭祀中心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宋朝官方认为宋属火德，对炎帝的祭祀尤为重视。宋太祖在“长沙茶乡之尾”（今炎陵县鹿原陂）找到炎帝陵，随即下令修建陵庙，并将其纳入国家祀典的举措，与“火德”观念及促进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需求密切相关。元、明、清历代均延续官方祭祀传统，使炎帝陵成为政权合法性与中华民族认同的象征。湖南民间自古盛行以祈福消灾为核心的炎帝祭祀活动，官民共祭有效强化了炎帝信仰的社会根基。炎帝文化培育了湖湘文化的独特品格，主要表现为：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以民为本的奉献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这些精神特质自古代湖湘学派至近世改革与革命实践一脉相承，构成湖湘文化永续发展核心动力，彰显了炎帝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炎帝作为中华民族始祖，八大功绩泽被后人，其开拓、创新、进取、奉献精神，构建了华夏儿女的精神图谱。位于湖南省炎陵县鹿原陂的炎帝陵是炎帝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上古有墓、汉初有陵、唐有奉祀、宋建陵庙、清定形制、现代整修”，“炎帝陵祭典”被列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是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湖南省保留的重大公祭类文化活动。炎帝陵几千年的保护建设史与祭祀传承史，就是一部活态的中华文明传承史。加强炎帝陵保护建设，就是保护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守住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我们要在习文化思想和“第二个结合”的指引下，以“守正”赓续千年根脉，以“创新”激发时代活力。一是坚守根本，为炎帝陵保护建设固“源头”。要加强炎帝陵核心区保护，深挖炎帝文化内涵，有序推进炎帝陵博物馆、农耕文化公园和景区数字化等项目建设，提升景区品位。二是锐意创新，使炎帝文化传承有“看头”。积极探索炎帝文化的年轻化创新性表达，以科技赋能文化，开发更具创意的文创产品、更具体验的祭祖仪式、更具灵魂的研学教育，策划形式多样的特色文旅活动，搭建传播矩阵，纳入“湖南文化走向世界”构架，提升国际影响力传播力。三是深化融合，促区域高质量发展扬“势头”。要充分利用炎帝文化IP，与产业发展、城市建设相融合，开辟“传统文化+乡村振兴”新路径，打造城市炎帝文化新空间，丰富产业发展新业态，构建“炎帝文化+”新格局。

　　首先，古代县志和国家总志的记载证明了湖南炎帝陵的真实性。乾隆二十九年《宝鸡县志》称县内“无古帝王陵寝”，顺治十五年《高平县志》称换马镇“炎帝陵”为“虚冢”；有关资料表明，两地现有“炎帝陵”均为当代所建。而湖南酃县（今炎陵县）古代县志及多部《炎陵志》均翔实记载了炎帝陵的沿革。此外，宋、明、清三代国家总志只收录了湖南炎帝陵，陕西、山西未见记载。其次，历代中央政府的认定证明了湖南炎帝陵的正统性。自宋代以来，朝廷对先代帝王陵的认定具有唯一性。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德四年朝廷诏书明确炎帝“葬长沙，在潭州”，后于开宝四年进一步确定为“衡州”，即湖南酃县所在地。《明会要》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也只认定炎帝陵在湖南酃县，未载陕西、山西有炎帝陵。1996年，国务院将湖南炎帝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一步确认其正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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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在民族危亡关头，中国积极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起源的叙事符号、血缘和历史的象征意义，在抗战宣传中高频使用，以文化血缘唤起民族意识，强调共同祖先和历史渊源，塑造“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认同转变，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全民族力量抵御外侮。1936年，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把炎黄祖先符号与抗日政治诉求耦合，号召：“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把共同祖先与共同疆土联缀，赋予“中华民族”以血缘——地域的共同体意涵。1940年，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公祭成吉思汗仪式，祭文写道：“满蒙血系，同出炎黄，祖宗之烈，民族之光。”将满蒙等族纳入炎黄子孙的血脉，将中华民族解释为多民族共同体，进而把各族合作对抗外侮沉淀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持久认同。抗战时期，中国以炎黄叙事作为话语资源，将中华悠久历史与当下救亡图存使命紧密相连，唤起了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和奋战意志，更在国家层面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情感纽带和政治正当性的双重支撑。

　　炎帝作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奠基者，“始教民稼穑”“作耒耜以耕田”，推动农业生产从刀耕火种向有序耕种迈进，奠定了中国古代农业重技崇农、顺应天时的基本文化逻辑。在今天推动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回望炎帝智慧的历史生成路径与文明意涵，既是一次文化根脉的追寻，也是为数字时代农业发展注入中国式思想资源的重要尝试。农耕工具、劳作方式与生产组织不断更新，其背后的文化内核亦随时代嬗变而生长，形成了从“耒耜”到“云耕”的双重演进路径：一为物质技术的迭代升级，二为农耕观念的内化传承。从上古之耒耜到21世纪以来以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支撑的“云耕”系统，从炎帝时期的“敬天法地”“时令节气”到当代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理念，农具不断演化，农耕文化逻辑持续演进，但农耕文化始终嵌入生产实践，指导着农业伦理、行为规范与价值取向的重塑，成为技术创新的文化根基。从“耒耜”到“云耕”，是技术革命的线性推进，更是文明更新的立体展开，为智慧农业与乡村振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支撑。